佛像所有者于1996年年中获得这尊佛像
2020-06-25 11:43
文章引起不小的反响，但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一个多星期后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吴山乡阳春村的人就根据媒体报道作出判断，“章公六全祖师”像就是该村林氏宗祠“普照堂”1995年被盗的“章公祖师”像。根据福建地方网的报道，受访村民还举证出佛像上的一些不为人知的特征，但文物专家称尚不能作出最终认定。
中午时分，我赶到博物馆后直奔主题，先看左手后看脖子。经过仔细观察，在左手虎口处终于发现一个不规则的淡粉色圆点。之所以叫“终于发现”，是因为这个点太不醒目，任何人都会把它忽视掉。在当时的光线条件下，尽管无法看清脖子上到底有没有裂痕，但在额头上却发现了磕碰的痕迹。
隐约记得在去年冬天的一个饭局上，听到有谁说他去看佛像了，但没说细节。当时，我非常武断地认为此人是去布达佩斯华人寺院里看佛像了，结果就错过了追问的机会。
说真的，去探访佛像前，心里是没底的。可写新闻就得写出新东西来，切忌人云亦云，这是我对自己的基本要求，否则写一篇不咸不淡的参观记，估计半点涟漪也掀不起来。
第二次探访佛像的稿件新华社19日播发，此时的德伦特博物馆还不知道福建省阳春村的人已经声称“章公六全祖师”像就是村里被盗的章公祖师像。同一天，新华社驻荷兰记者把我的文章链接转给了德伦特博物馆。
所有这些细节都写入了《记者手记：被盗文物？记者二次探访肉身坐佛》。当晚写好文章后，一丝怀疑却从心底掠过：当了半辈子记者和编辑，从来没把一篇记者手记写成这么个样子，也没读过谁的记者手记是这么写的。心里那叫一个忐忑，不知道编辑部会怎么看？还好，一觉醒来，就看到编辑部在微信里的反馈：你的稿子获赞无数。
话又说回来，就算双方中有一方把日期记错了，或者有意“记错了”，这要紧吗？最关键的还是要拿佛像本身说事。这就好比一位母亲领着孩子上街把孩子丢了，当孩子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时，你说她能认不出来吗？只要孩子是自己的，看一眼就足够了，看第二眼都是多余，更用不着领着孩子去做dna鉴定，否则就成了笑话。至于这位母亲说孩子是几点钟丢的，重要吗？孩子自己说自己是几点走丢的，重要吗？都不重要的。相信阳春村那些见过六全祖师像的人，只要亲自看那么一眼，就会水落石出。如果是别人家的佛像，他们绝对不会认。
在研读坐垫文字的过程中，一种对中国文字的自豪感始终荡漾在心间，这写于六七百年前的汉字和今天的汉字怎么就没多大的区别呢？!祖先创造的文字实在太神奇了！文字不难辨认，突然，“章公六全祖师”几个字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立即警觉起来，通过对前后文字进行梳理，我判断认为，“章六全”就是佛像里高僧的真实姓名。直觉告诉我，荷兰研究人员一定请汉学家看过坐垫上的文字，否则“liuquan”这个英文名字从何而来？“本堂普照”几个字倒没有引起我太大的关注，因为文字里没有标点，无法判断它到底指什么。我还以为“普照”是指“章公六全祖师”的恩泽“普照”人间呢。
俗话说：缘分天注定。这句话别人信不信我不管，反正我信。就说“章公六全祖师”的宝像吧，假如不是在匈牙利展出，假如我不是在匈牙利当记者，不信佛的我总不会坐上飞机跑到荷兰去看吧！所以，一切都是缘分，而且是天注定。
于是，我决定第二次去探访佛像，但我的切入点在哪里？没有好的切入点，我动不了笔，毕竟六全祖师不会开口给我爆料。
3日上午，我带着外籍摄影雇员按时来到博物馆，他负责摄影，我负责摄像。本以为博物馆只给我们提供了拍摄的机会，没想到博物馆工作人员还热情主动地接受采访。我向博物馆人类学家西科希·伊尔迪科女士即兴提了几个问题，但她掌握的信息其实也有限。我获得的唯一有点价值的信息就是，这尊佛像现属于一位荷兰私人收藏者，佛像最近一次易主发生在1996年。另外，佛像是从荷兰德伦特博物馆借来的，至于佛像什么时候漂洋过海来到欧洲，谁也解释不了。
六全祖师宝像原定要展出到5月17日，如今宝像既已离开匈牙利这块风水宝地，我的“使命”也真的结束了。对于文物的追讨，我估计也使不上什么劲了，但我会继续关注文物的追讨进程。毕竟，我和六全祖师宝像有过两面之缘。(记者杨永前)
啊哈！这个声明就是在玩文字游戏。照这么推理的话，中国在几乎相同的时间内应该失窃了两尊“章公六全祖师”宝像！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收藏者要证明自己所言不虚，其实很简单，只要公布他1996年取得佛像的原始证据即可。阳春村的人说佛像是1995年农历十月二十四日(公历12月15日)被盗的，难道一整村的人都把时间记错了？不应该！
20日，德伦特博物馆应收藏者的要求，提前撤走正在匈牙利展出的佛像。
佛像安置在靠近一面大墙的位置，看过正面和侧面后我向背面走去，几行竖写的黑色毛笔汉字吸引了我，因为任何报道都没有提起这个细节。毛笔字的关键部分被刮掉，从痕迹判断应是人为破坏。但是，“经手重新”几个字却清晰可见，而且写了两遍，其中“经”是繁体字的写法。这应该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信息。
按照荷兰研究人员公布的研究结果，佛像里的高僧生活于公元1100年左右，而坐垫的年代要晚300年。这就意味着坐垫上的文字写于元朝末期或明朝早期。
22日，福建省文物局发布消息称，从目前的信息和大量证据来看，初步确认匈牙利自然科学博物馆展出的“肉身坐佛”应是福建省大田县吴山乡阳春村1995年被盗的章公祖师像。
《记者手记：近观“千年佛像内藏的打坐和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可以算作是整个华文媒体对千年佛像的第一篇有血有肉又有点新发现的现场目击记。当时心里就想：既然已考证出“章公六全祖师”，我的“使命”也就此完成了。
匈牙利自然科学博物馆自去年10月1日起就在展出一个以木乃伊为主题的展览，但悄无声息。
总算不虚此行，结合已掌握的信息，我就眼前的和失窃的“章公六全祖师”像的相似度和信息重合度进行了归纳。从大的方面看，高僧的姓名、生活的年代、丢失和易主时间是吻合的。从小的方面看，供奉章公祖师的宗祠名称、面部神态、身上的雕花、左胸前的黑色系带、胸口的特征也是吻合的。就连佛像背后文字透露出的信息与阳春村人讲述的文字产生背景也是吻合的。这一切都在证明，眼前的“章公六全祖师”宝像就是阳春村失窃的章公祖师像。
既然要去看佛像，总得先做点研究吧。从当时能搜集到的中文媒体的报道中可归纳出以下几点内容：(1)千年佛像里的木乃伊是宋朝高僧柳泉(liuquan)的肉身；(2)木乃伊体内发现写有中国古文字的纸卷碎片；(3)和尚疑似西辽皇帝耶律大石的老师。
24日，中国国家文物局官方网站的消息称，国家文物局正积极协调开展对“肉身坐佛”的追索工作。
仔细研究网上的相关文章，两个细节吸引了我：一是1950年代章公左手的虎口位置曾经钻过一个小洞，后来有人用大漆给补上了；二是章公宝像的额头曾碰到台阶，脖子上有条裂痕。对，这应该就是我的切入点！
匆匆回到家，赶快上网查资料，发现一个星期前网上就有了《千年佛像内现打坐和尚》的新闻，后背阵阵发凉，天哪！我怎么一无所知？尽管无法看到cctv,但每天都上网浏览新闻，怎么就把这条新闻给漏了？一时间惭愧万分。怎么就没人提醒我呢？编辑部怎么就没来电约稿呢？但后悔也没用了，力争亡羊补牢吧！
早就知道佛像里有“写有中国古文字的纸卷碎片”，但没有想到的是，它不是“纸卷碎片”，而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坐垫，两行方向相反的正楷毛笔字就写在包着纱布的坐垫的侧面。我吩咐摄影雇员把文字拍摄完整，回家细看。
但是鉴于收藏者目前的态度，可以预见，请“章公六全祖师”回家，恐怕不会一帆风顺。
认证是专家的事，我还能写点什么吗？正在我犹豫之时，新华社国际部社文室的编辑18日一早发来微信：“此事国内炒得很热，希望分社跟进，写一篇独家的稿子。”我立马回复：“要写就写这就是失窃的六全祖师宝像，我敢肯定这一点。”
从西科希·伊尔迪科女士口中我得知这样一件事，一位蒙古国僧人看完佛像后给她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佛像应该待在供信众朝拜的地方，在博物馆里作为展品供人参观，感觉怪怪的。”我赞同这位蒙古国僧人的观点，衷心希望六全祖师像能早日重新供奉在林氏宗祠“普照堂”。
二、心中隐隐有一点不安，荷兰方面提前撤走六全祖师宝像，对自然科学博物馆来说无疑是一笔经济上的损失，对于想去看但还没来得及看的华人来说，也许今生再也无缘见到六全祖师宝像。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一、从第一次探访“肉身坐佛”到福建省文物局宣布初步确认其为阳春村1995年被盗的章公祖师像，仅仅20天。速度之快，完全超出我的想象。两篇记者手记在有意无意中为祖国的文物保护事业做了点力所能及的贡献，甚感欣慰。
佛像的确精美无比，栩栩如生，和我以前看到的任何佛像都不一样。从正面看，慈眉善目，静谧安详。从侧面看，似笑非笑。镀金外衣上的雕花十分细腻，就是丝绸的那种质感，腹部和右臂上还分别蜿蜒着一条龙……
3月2日晚，去参加一个招待会。在那里，又听到有人说去看佛像了。这一次，我打破砂锅问到底，方知此佛像非我想象中的彼佛像，而是从荷兰远道而来的一尊千年佛像。巧的是，一位做旅游的华人朋友当时就告诉我，她已和自然科学博物馆说好了3日带几个媒体人去看佛像，欢迎我一起前往。
23日，荷兰收藏者的发言人发表声明称，鉴于当前媒体报道“看似转向不利”，收藏者决定收回出借的佛像，不再将其用于博物馆巡展。声明说，佛像所有者于1996年年中获得这尊佛像，上一个所有者于1994年年末至1995年年初在香港获得这尊佛像，并于1995年年中将这尊佛像从香港运到阿姆斯特丹。
柳泉是谁？赶紧在网上查，某百科里已有“柳泉：宋朝高僧”的条目，说他是“生活在公元12世纪的中国禅宗佛教大师”，但更多的信息就没有了。既是高僧，总得有记载吧，但搜索半天也无斩获。